羽化·尘埃·沉淀(7)-由名家境遇引发的遥想

       近来感于名家诸子的境遇之糟，不禁又回想起一个史家们反思了大半个世纪之久的问题：中国有独立走上近代化的历史环境么？（这里的环境指排除了国际大环境后，独立的中国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历史语境）SupeSite/X-Space官方站E.rb6eIy^7N6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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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政治书上提到矛盾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时，用到了名家辩士的主帅公孙龙先生做反面论据，讲的是古辩论史上的著名题目“白马非马”的来由。公孙先生牵着白马出关，把关武士据“不得牵马出关”的法令拒绝放行。公孙先生便说，这是白马，不是马，是两回事情。在常识中这句话荒诞不经，但倘若放诸逻辑学中，若把“是”作为全称判断的谓语，那么其连接的两部分内容在外延上必须完全吻合，不能有任何从属关系。这样一来，如果B、C是两个不完全吻合的集合的话（B≠C），那么集合A显然不可能同时是B并且是C（(A=B)∧(A=C)）。所以公孙先生的白马要么是“白马”，要么是“马”，两者不能同时成立。公孙龙玩的，就是这么个花招。但他的漏洞同样是逻辑性的：因为公孙龙的白马个体只是一个项a而非集合，所以“是”若作为全称谓语，那么一个项无论如何不可能与一个集合等价，即白马个体与白马的全体是不能“全称”的。而(a∈B)∧(a∈C)显然有可能为真。这类问题在西方语言里多少要好解决一些，在希腊语中，光“是”就有好几种不同含义的表达方式，比如“其所是”的“是”(τι εστιν / το ειναι)表示存在者，“这是水”的“是”(ειναι)则表示判断。在古汉语里，判断用语里却缺少这种多样性，所以“是”又可以表示全称的等价判断，又可以表示“属于”，加上汉语言简意歧，难免表意不精确。因此，与其说公孙龙故意夸大了矛盾的特殊性，倒不如降低档次，说他是钻了古汉语逻辑性差的空子。公孙先生其实已经给我们这些使用汉语的人提了个醒，但可惜的，此后几乎不曾有人对汉语做过逻辑上的批判。庄子在《齐物论》中论及“白马非马”问题时提出，可以用证明逆否命题的思想来间接证明原命题，并用“指之非指”作为例证，在诸子争鸣的时代，他与墨家一起星星点点地思考着逻辑学；可惜后来终究未见有人追随，进一步探究下去。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禅宗的革命，逻辑一脉的因明也被去掉了，只留下了机锋和棒喝。SupeSite/X-Space官方站Wi],W6Bs

{;Gf+@*dLwP't IR0       单从以上这些就足以说明汉语这种表意文字构成的语言在近代化进程中可能起到的阻碍作用，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古典时代都有体系化逻辑学派产生，唯独中国没有。所以钱玄同曾激进地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拼音文字构成语言都极其强调逻辑性与机械组装性能（时态、人称、语态、数、性、语气、构词法、分词法等等都需要通过增删“字母团”即后缀与前缀完成，具有严格的规范，如同机械一样可装可卸且具有程序化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可以写出超长的整句来，故此称之为“机械性能”），用以弥补拼音在表形表意方面的不足。中国人喜欢指责西文的死板与狭隘，即便素称浪漫的法语与意大利语比起汉语来，灵活性也要差一截。然而，逻辑性与机械性确实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征，前者创造科学（επιστημη），后者创造技术（τεχνη）。语言几乎是文化的全息载体，它本身的特性足以左右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古汉语没有时空与物我的限制，连句与句之间的分隔也只存于心中而不专门表达出来。它无大小之别，无主宾之分，融音形义于一体，纵横八荒，驰骋乾坤，一心与宇宙融合，很适合把玩与神游，却不具备很强的程序可操作性。SupeSite/X-Space官方站)l`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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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ktiH0       西方文明直接源于希腊，一个敞开的海洋文明体系。雅典全盛之前，古希腊也处于“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米利都(Μιλητος)学派、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ορας)学派、爱利亚(Ελεα)学派及后期的哲学三巨人各执一词，辩论不休。毕派与爱派的关系就像儒墨两家，针锋相对。当时古希腊有许多智者，被称为“诡辩家”，到贵族或平民家中教授实用技能度日，再图论争，这情形和做惯食客的纵横家和名家差不多。然而东西方随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在希腊，神谕乐意保护哲人（苏格拉底作为雅典人的出气筒，则是例外），在这样的空气下，亚里士多德从纷杂的辩论中归纳了各类科学的雏形，并使之在日后形成经典科学的体系。而中国，实用主义充斥，诸侯纵情声色，礼崩乐坏，孔孟固然要气死，即便名家的桓团、公孙龙、惠施之类极有天赋的辩士，也不过被当时以及后来的大多数人斥为不务正业。秦始皇最终操最实用的法家学说统一中国，汉武帝进一步用儒家统一了思想界，春秋战国的多样可能性就此终结。明末徐光启本打算大规模译介亚里士多德，但终究未成现实，清廷的虚妄则彻底断送了中国的思想。可以想见中国的哲学发展走过的是怎样一条与现代性注定无缘的道路。这时候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源头看看名家。《庄子·天下》骂名家“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名家真的除了诡辩以外一无是处吗？SupeSite/X-Space官方站2{&hR/M E0wB

l6@1r6Nwb3KC0       且看名家在论敌那里残存下来的观点。“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类似于极限的概念；“日方中方睨”，和恩格斯所谓“运动的物体在某一时刻既位于某一点同时又不在这一点”的矛盾定义法颇为神似；“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和爱利亚学派的芝诺（Ζηνων）为质疑毕达哥拉斯学派离散数论所提出的“飞矢不动”悖论完全一致，这一悖论日后被亚里士多德修正后建构了完整的连续数量理论体系；“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与德谟克利特（Δημοκριτος）提出原子假说的理论依据是一样的；而“坚白石”（将石质的“坚”与石色的“白”相分离，认为不能同时感知这两种性状）则有康德之风。名家的学说看上去诡辩，实则几乎都闪动着哲思。但老一辈名家死绝后，却再没人对这些纯粹的思维快乐感兴趣，大家都转而去研究伦理学和史学了。哲学在希腊偏指知识论和形上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代的广义的“形而上学”），而在中国则偏指人生论，儒家学说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伦理（“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知识论和形上学识现代西方主导的哲学乃至一切现代科学的基础，伦理学在这方面显得很无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起码在精神与思维方式上就缺少近代化的动力，如同汽油少了铅而又没寻找到替代物一样，发动不起豪华的奔驰车。

       汉语烂漫，汉文化中的哲学太温情，于是中国人缺少沉着思辨的传统，也缺乏铁血的机器关怀。中国的土壤无法养肥独立的近代化。我还记得当时讲“白马非马”时，全班都笑了，间或有人叫道“其实说得蛮对的嘛”，却并不能说出理由。真的有这么可笑么？名家虽然品行确实够不上儒家要求的那样堂堂正正，但却与墨家一样，是中国传统中最接近于近代需要的思想流派，是不应该如此讥诮的。培根也“卑鄙”，李白是求禄之蠹，海德格尔参与过对犹太学者的迫害，都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但依然是人类精神史上的巨人。每想到名家被贬损如斯，便想到中国人是如此地缺乏哲学关怀，总是那样地片面与冲动，总是做着那样的蠢事。我们民族近代的悲剧，在几千年前东西方走出童年分道扬镳的那个路口，就埋下了伏笔。SupeSite/X-Space官方站!Z{e f&t

1999.12.18初作SupeSite/X-Space官方站-m5f5eD8WY yPB e

2005.11.17稍改SupeSite/X-Space官方站u$H.f!baz4dM